近年來，馬西莫·羅伊先生特別致力于建筑和設計的可持續性發展。他認為，可持續發展并不僅限于建幾座綠色建筑，而是涉及社會和經濟領域利益的復雜實現過程。波捷特把可持續性發展視為一個重要的方法，并創立了宏觀與微觀的解決方案，使之能夠成為具有實際意義的新理念。這種理念總結為波捷特的新標語即：少利己，多生態——走向共同的可持續，重點在于建筑﹑規劃與可持續的微妙關系。

　　【設計師采訪】

　　記者：您來到中國做設計已經十多年了，中國的這十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您有什么親身感受嗎?

　　Massimo Roj：我大約十三四年前第一次來到中國，先去的上海，在我印象中上海應該是比較老舊、比較保守的那種城市，但是來到上海之后發現和想象的完全不同，有很多新的摩天大樓，新的地鐵，感覺非常吃驚。后來我去了天津，天津就和我印象中的中國差不多，人非常多，大家都騎自行車，甚至因為自行車太多而無法穿行馬路。我覺得在過去的十多年里中國有了很大的變化，包括上海、天津，也包括北京。我覺得北京現在城市的整體的質量，人民的居住空間，以及城市里的綠地都在逐漸增加，這也是我期待的北京的發展方向，更注重人類本身以及人們的生活質量。

　　記者：您對當下來中國市場的外國設計師有什么建議和囑托嗎?

　　Massimo Roj：現在的情況和十多年前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了。對外國設計師來說，來中國工作并不容易了，主要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設計師有了跨國的經驗、國際合作的經驗。過去的中國市場需要國際設計師將國外的設計經驗帶過來，但是現在中國人也意識到其實自己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設計，把中國的設計和國際的設計結合起來。

　　我的建議是國際設計師來中國之前一定要學習一下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傳統，抱著學習的心態過來，找到一個和中國設計師合作的機會，虛心向中國學習，而不是前來教中國人外國的設計技術，因為這種方式已經行不通了。

　　記者：您感覺中國設計師和國外設計師有什么區別?

　　Massimo Roj：中國設計師和國外設計師的最大的不同是中國的設計師更年輕，他們在設計方面的速度也更快，有些中國設計師在大學中學習設計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參與一些很大的項目了。我在意大利米蘭以及中國的大學都有合作，可以看到中國的設計師是非常的活躍，而且及接受能力也非常強。而國外的設計師有很好的經驗知識背景，他們知道自己可以勝任這個工作，但是整體的節奏是比較慢的，所以我認為國外設計師雖然擁有知識和技能，但是很難在速度上和中國設計師相競爭。

　　記者：您對中國傳統建筑有什么樣的了解?您在傳統文化建筑和古城保護方面有什么樣的經驗?

　　Massimo Roj：我們應該保護傳統的建筑元素，全世界都應該這樣。我認為旅行的最讓人驚喜的一點就是看到不同城市各自的特色。近幾十年來的全球化進程正在使建筑風格朝著一個不好的方向發展，使很多城市千篇一律，50年前不同地區的建筑可能完全不一樣，比如從意大利到中國就是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

　　我們之前有一個項目叫做“荊州古城保護與利用規劃”，建議荊州市政府保護傳統建筑，去除在過去的五十多年里建造的不倫不類的建筑。

　　我認為“老”和“傳統”是全然不同的概念，老的東西、舊的東西我們要摒棄，但是傳統的東西我們要保護，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我們不僅要保護“傳統”，而且要從中找到文化底蘊，使得我們無論是在文化上還是建筑上都可以借此回顧歷史。

　　意大利和中國的情況就不同，比如說在意大利的羅馬，你可以看到很多古舊的建筑，兩千年之前發生的事情你都可以在建筑上找到蛛絲馬跡。但是在中國，我去了十多個城市，感覺都是千城一面，沒有各自的特色，我的中國客戶也是這么認為的，城市的建設已經失去了其原本應該有的面貌。

　　我在深圳的時候去了一個主題公園，那個主題公園有很多少數民族，有他們自己的建筑服裝和食品，我感覺這個才是一個正確的道路，你從一個國家的北方到南方，也理應看到不同的建筑以及不同的生活文化。

　　文明是從有篝火的營地開始的。最初，人們習慣在篝火周圍集會，慢慢地篝火逐漸發展演變成了廣場?，F在的城市正在朝著一個錯誤的方向發展，因為現在的城市已經失去了社交空間，人與人之間也失去了社交和互動。

　　日本和韓國對傳統的保護也是很重視的，無論是建筑傳統還是生活習慣傳統。像首爾發展得也很迅速，但是他們并沒有像中國這樣把所有古舊建筑都拆掉。不同的文化對新和舊有不同的理解，中國在改朝換代的時候新皇帝總想把舊皇帝創造的一切推翻，以創造新的歷史。這種傳統和中國的現狀也有很大聯系。

　　最近一些年來，中國城市規劃的錯誤就是通過功能進行城市規劃，比如這個地方是住宅區，那個地方是辦公區，另一個地方是商業區，這樣人們必須從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去上班，去購物，人們會走很多的路，通勤花費很多時間，生活非常不方便，使生活質量下降很多。真正的城市應該是不同的功能集中在同一個區域，只要人們在這個區域生活就可以完成工作生活需要的所有東西。北京的胡同是非常好的例子，人們在四合院里生產，在院外就可以銷售，在院內就可以居住，在很小的地方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生活。但在像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步行到不了任何地方。

　　記者：您主張設計要生態環保、可持續發展，而當今中國大拆大建的情況很常見，對此您有什么看法?有沒有想過什么措施能避免這種大拆大建的狀況?

　　Massimo Roj：大拆大建，拆的應該是古舊，沒有必要的建筑，但一定要保護有文化傳統的建筑，這樣才能保留我們的記憶和歷史。至于如何避免大拆大建，一定要從教育入手，新一代中國人在學校一定要學習自己國家的歷史和世界各國的歷史。這樣我們才能了解到歷史的重要性，才能知道如何保護歷史。大概十三四年前，我在天津大學開辦了講座，并邀請一些中國學生區米蘭學習和工作。其中一個學生問我為什么意大利人保留那么多古代的建筑，像斗獸場，完全可以拆了之后建一幢大廈?當時我并沒有回答，等六個月的學習之后，他告訴我說之前他的想法是不對的，因為他并沒有意識到斗獸場所承載的歷史，現在這個學生已經成為了天津大學的歷史學教授。

　　記者：中國還有什么區域吸引您前去考察和設計?

　　Massimo Roj：我并沒有足夠的時間游歷中國，通常只是訪問中國的一些大城市。但我認為，那些尚未受到全球化浪潮席卷的地方，是我們最應該保護的地方，比如說荊州古城。我們應該讓人們能夠呆在自己的家鄉附近，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個地方，都要提高當地人的生活質量，這樣才能解決現在很多地方都在經歷的大移民浪潮，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由此產生的嚴重問題。

　　說到中國，就像我之前所說的那樣，城市規劃應該走一條全新的道路。就拿重慶來說吧：

　　我對重慶的最初印象是一個末日，就像電影《銀翼殺手》里面描寫的未來地球城市一樣：整個城市都是灰蒙蒙的，看不到太陽，抬頭看到的都是摩天大廈，給人一種非常壓抑的生活環境。像這種在全球化道路上走偏的地方，應該把這種錯誤的做法修正，要向理性的方向發展。我們不應該集中發展一個城市、一個地區，應該重點發展各有特色的小城市，這些小城市要有很好的溝通鏈接途徑，使得日常生活用品都能夠就近得到，人們也可以就近工作，走路就可以完成日常的生活。